在成都的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，部分工厂招聘普工时存在“不安排入职体检”的现象。这一做法虽看似简化了招聘流程、降低了用工成本，但背后却隐藏着法律争议、健康风险与社会责任缺失等多重问题。随着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，这种用工模式对企业长期发展、劳动者权益保障及公共卫生安全的影响逐渐引发关注。
从法律层面看，我国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，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，用人单位必须组织上岗前、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，费用由企业承担。若成都工厂的普工岗位涉及粉尘、噪音、化学物质等职业病危害因素，不进行体检属于违法行为，可能面临高30万元罚款甚至停业整顿的处罚。
但对于非职业病危害岗位，现行法律并未强制要求入职体检。部分企业将体检视为“福利”而非义务，这种做法虽不直接违法，却可能因忽视劳动者的基础健康权利而引发争议。例如，若员工入职后因未发现的健康问题导致工伤，企业可能因未尽到审慎义务需承担更高赔偿责任。
缺乏入职体检可能掩盖潜在健康问题。以成都某电子厂为例，曾有员工入职后突发心脏病，企业因未提前筛查而陷入劳动纠纷。更严重的是，若涉及餐饮、医疗等特殊行业，未进行传染病筛查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。2021年媒体曝光的“健康证代检”产业链中，成都曾查处多起乙肝病毒携带者通过代检进入食品加工厂的案例。
对企业而言，短期成本节省可能转化为长期风险。根据成都市劳动仲裁数据，2024年因入职健康问题引发的劳资纠纷中，73的企业因无法提供体检记录而败诉。未建立健康档案的企业在职业病集体诉讼中往往面临更高赔偿压力，如绵阳某建材厂因未对粉尘作业员工体检，终承担人均20万元的尘肺病赔偿。
从社会责任视角，健康筛查是保障劳动者尊严的基本措施。四川省卫健委2025年数据显示，制造业从业者的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检出率达18，远高于其他行业。企业忽视体检不仅加剧员工健康恶化，还可能因疾病导致的缺勤、效率下降而影响生产。例如，龙泉驿区某汽车配件厂实施全员体检后，员工因病缺勤率下降42，产能提升19。
部分企业仍以“成本优先”为由规避体检。调研显示，成都中小型工厂中，仅35为普工提供基础体检，主要顾虑集中在人均300-500元的年度成本。这种短视行为与发达的“预防性健康管理”理念形成鲜明对比。日本制造业通过定期体检将职业病发生率控制在0.2以下，而我国这一数字高达3.7。
破解这一困局需多方协同。层面，可参考北京“入职体检结果半年有效”政策，推动成渝地区体检结果互认，减少重复体检。将基础体检纳入用工补贴范围，如成都高新区2024年推出的“制造业健康护航计划”，为企业提供每人次150元的体检补贴，覆盖率达61。
企业需建立分级体检机制：对高危岗位严格执行职业病筛查，对一般岗位提供基础项目检查。法律专家建议，可参照《劳动法》第五十四条“必要劳动防护”原则，将血压、心电图等基础项目列为“必要健康保障”。工会组织应强化监督职能，推动集体合同纳入健康管理条款。
成都作为西部制造业重镇，普工招聘中的体检缺失现象折射出法律执行偏差、企业社会责任弱化与健康管理意识不足的多重矛盾。长远来看，构建“引导—企业主责—社会监督”的健康保障体系，不仅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必然要求，更是提升产业竞争力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体检成本分摊机制、AI技术在健康筛查中的应用，以及区域差异化政策的制定，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健康管理提供更优解决方案。
